郑永年:中国脱贫奇迹的世界意义
发布时间:2020-10-14 10:26:58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本站编辑 浏览次数:


编者按

郑永年在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提出,中国的东西部扶贫协作不仅是制度创新,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总体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充分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在强调社会二次分配的同时更加注重一次分配的作用。这一点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借鉴。



8年让近1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这是一个奇迹,这一点我想全世界没有任何的异议。


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南方日报:中国在8年内减少了近1亿的贫困人口,你对此如何评价?
郑永年:无论是纵向和中国过去的历史比较,还是横向和世界比较,这都是一个奇迹,这一点我想全世界没有任何的异议。
40年减少8亿贫困人口,最近8年让近1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在全世界的扶贫事业中,中国的贡献最大。
如果要问这个奇迹是如何诞生的,我觉得有两点经验可以总结:
第一点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对减贫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当时中国很多的社会指标,比如教育、医疗方面,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有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自身很努力,但还是陷入贫困。比如拉美地区,二战后拉美地区基本形成依附性发展,完全由外国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国家没有能力推动大规模的减贫计划,整个经济随着西方经济的波动而波动。因此,由国家主导实现第一波工业化是很重要的。随后就是我们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工业化发挥了作用。
第二点是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一般说扶贫减贫就是指二次分配,是政府的事情,这其实是不够的。中国政府实际上在一次分配已经进行干预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句话: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消除贫困,对任何国家来说都离不开发挥市场跟政府两个角色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近代资本主义崛起后,政府就不大干预经济发展。好处就是经济可以按照规律自行发展,坏处就是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政府没有很有效的手段去干预。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仍十分有限,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就是财政政策。
中国除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有更多的调控手段。而且中国一直在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对扶贫大有好处。当一个人失业了,光靠政府二次分配,很难过上一个比较体面的生活。而通过劳动所得,能够实现社会发展与扶贫的双赢。西方国家强调市场主导、自由竞争,带来的是大鱼吃小鱼,虽然后来为了反垄断进行了一些制度设计,但难以消除贫富分化。
要做好扶贫,需要发挥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市场是做大饼的,政府是分大饼的,光强调政府“分大饼”,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只有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两条腿走路,双管齐下,扶贫才有希望。
南方日报:西方一些国家推行普惠性的福利制度,往往会引起“福利病”。中国更加强调精准扶贫。你对精准扶贫工作有何评价?
郑永年:西方国家扶贫是普惠性的,其弊端是福利容易被滥用。中国早期贫困人口基数大,要精准扶贫很难。只有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绝对贫困人口的规模缩小了,才具备开展精准扶贫的条件和社会基础。中国精准扶贫的制度创新,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值得肯定的。还有那么大一部分人没有摆脱绝对贫困,进行国家干预的方式是正确的。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实现基本公平,本身也是很难可持续发展的。


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是关键

南方日报:目前中国农村生产要素往往是单方向流入城市,你认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要素资源实现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
郑永年:我自己就来自农村,可以观察到,在中国很多农村资源、生产要素是单向流出的。比如农民有钱了,到城市买房。我们要允许追求美好生活的农村人口到城市生活居住。对富人而言,如果觉得乡下生活更加美好,也可以到乡下来。中国农村人口往往乐于向城市流动,进入农村的资源比较有限。比如各地村村通公路做得都不错,但光有国家投入的资源,还远远不够。
现在政府作用发挥得很充分,市场的作用还不够明显,如何有效利用社会资本,需要制度条件。现在很多农村人口跑到城市里,宅基地却抛荒了,非常可惜。中国土地需要流转起来,产权不能流动,使用权可以灵活一点。如果这个方向做好的话,就能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农村既要流出资源也要流入资源,这样才能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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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过去40年减少了8亿贫困人口。


在中国,农村还是很重要的一块。即使中国城市化率达到欧盟水平,中国还是会有庞大的农村人口,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现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都非常重要。而在制度层面的一些障碍,也亟待破解。
南方日报:在脱贫攻坚中,东西部扶贫协作发挥了什么作用?
郑永年:明清以来,东南沿海这几个省份对国家的经济贡献一直较大。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有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战略问题。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中国的一大政治优势,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帮扶制度。国外开展扶贫工作的更多是志愿者,但志愿者毕竟是有限的,不是制度性的安排。广东这些年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到东西部扶贫协作,不能光算经济账了。像一些贫穷地方,没有外力推动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当然扶贫协作如何做得更有效,帮扶什么项目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可以继续探索。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既要扶贫,也要扶志。


广东最大扶贫优势是提供就业

南方日报:广东是中国的经济第一大省,如何才能够发挥广东的优势帮扶西部较为落后的地区?
郑永年:扶贫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就是就业。珠江三角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平均每年吸收3000万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群体产生的扶贫效应,不应该被忽视。很多农民工在珠三角工作获得了远远高于农村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扶贫有很多社会效益是不可低估的。
广东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要发挥产业扶贫优势,对贫困地区既要有资本投资,也有人力培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做好干部培训。如果让西部地区的干部到广东这个市场经济的环境熏陶一下,广东的干部到西部去工作一段时间,思想的碰撞会产生很好的推动作用。其实可以观察到,一些在广东工作过的农民工回到西部农村,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其次,广东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就业市场。通过定向招工,也能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流动,这就让原本属于社会二次分配的工作转移到社会一次分配中。
西部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相对较低,广东可以转移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去。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中占据比较重要地区,可以帮助当地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更要注重挖掘西部地区的资源,比如食材、特殊农产品等,这本身也是广东需要的。
从产业属性看,农业是非常特殊的产业。很多农作物西部能生产,广东不一定能生产。到了云贵川一些贫困地区,消费扶贫就是一个很重要扶贫方向,更值得期待的是,可以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去培育消费市场。
南方日报:中国正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东西部扶贫协作对于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郑永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除去在资本、产业等方面的不平衡,一个突出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这是造成东西部地区不能实现资源双向循环的重要原因。过去单纯把对口帮扶看作“我帮你”,没有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西部也可以给东部作贡献。贵州这几年好多农产品得到广东消费者的喜爱,资源实现双向流动。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的再开发利用,本身也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这也是扶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维度。其实,东西部协作的提法本身,已经透露出这种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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