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11-06 09:26:53 | 来源:本站原创 | 作者:本站编辑 | 浏览次数: |
10月15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创始人任正非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纪要,采访时间为8月20日。在此次采访中,任正非表示,美国实体清单并没有打击到华为的战略,反而是有帮助的。
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华为砍掉了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产品,把这些力量汇聚到主航道上来做主力产品,在研发组织的改革过程中,华为砍掉了46%的部门,把这些部门的优秀员工都转到主产品线去,公司的主产品会做得更好。
他认为,这样做实体清单打击华为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反而对华为的朋友们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本来几亿、几十亿的向我们供货,突然美国不让他们供货,财务短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和影响,因为华尔街还是很重视股票价值。”
任正非表示,实体清单对美国的损害真真实实比华为大,因此实体清单应该要取消掉,不应该保留。“但我们也认为,取消是不大可能的,华为做好了长期不取消的准备。"
今日华为发布2019年三季度经营业绩。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实现销售收入6,10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4.4%;净利润率8.7%。
以下为任正非接受美联社采访纪要全文,来源:心声社区,时间:2019年8月20日
2、Joe McDonald:今年您见了很多外国记者,在此之前您是很长时间不见记者的。今年您如此频繁跟记者交流,是为了在目前美国对华为施压的情况下修复华为的声誉并提升华为的运营环境吗?您的这些努力有没有见效?华为的运营环境是否得到了提升?声誉有没有得到修复?
任正非:你的分析比较正确。我在危难时期要挺身而出,为华为公司正确地做一些宣传。在5月份美国实体清单出来以后,绝大多数媒体和一部分公司认为华为死定了;另外有一种舆论,认为华为还能活三个月,把库存的物资生产完,也该死了;随着我与媒体见面增多,媒体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任正非在唱“空城计”。半年来大约两千多名记者到访华为公司,实际看了我们的现实情况后,才了解华为在真实地活着,活着的效率还变高了。媒体报道从最初一片黑色,到前段时间变成深灰色,最近变为了浅灰色,说明还是有作用的。如果只是我个人与媒体沟通,不让媒体来看看实际状况,可信度还是不高的。
3、Ken Moritsugu,美联社北京分社社长:去年12月份您女儿在加拿大被捕,今年华为和美国贸易关系紧张,美国又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这个阶段是不是华为最大的危机?还是说历史上有其他类似的危机?
任正非:其实这三十年来华为公司危机不断,不是这个危机,就是那个危机,有些危机甚至严重到危及企业的生命。所以,美国这次危机对我们打击是大的,但也不是非常大。过去我们既没有人才,也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和市场,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时的危机可能比今天还要大。现在这个危机,毕竟我们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能力,我们是有可能克服的,所以我没有感到多么恐怖。
4、Joe McDonald: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暗示过,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在贸易协议上跟美国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他不会对华为下狠手,把华为从实体清单上拿掉,或者进一步改变您女儿的状况。您对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是怎样的反应?他似乎把华为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棋子或筹码,对这个表态您什么反应?
任正非:如果通过这个“棋子”能解决问题,听起来是好的,但是要中国国家为我们做出让步,我是不会去推动的,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我们毕竟有钱,还能扛得起打击,中国很多老百姓是贫穷的,让贫穷的老百姓让一些利益给美国,来救一个有钱的华为,我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我认为,我能坚持多挨打几年,包括我女儿多受一些罪,也不能把中国的利益让给美国。其实,美国也应该看到,中国还有不少贫穷人口,他们的生活还在低水准上。
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有些人认为华为或者5G技术可能构成安全威胁。我想问华为现在正在做什么以及未来计划做什么,来应对或解决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政府的担心,证明技术是安全的,不会构成安全威胁,从而能够打入全球的5G市场?
任正非:我认为,如果美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想明白5G只是一个先进工具。对它的安全担忧前,那么最好不要购买华为的5G和相关产品,等待全世界实验证明是否安全再购买,不用这么焦心。我个人认为,5G只是一个工具,是将来支撑人工智能存在的工具,工具本身没有安全问题。第二,工具将来的数据汇聚在核心网,核心网掌握在主权国家的运营商手里,这些运营商在主权国家地盘上经营,受主权国家法律管辖,法律有权力管理它的数据,没有什么根本的安全问题。
6、Joe McDonald:过去三个月,香港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这种局势对华为产生了什么影响?毕竟香港和深圳是一海之隔,香港对于华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香港的这些抗议活动对美中关系和华为有何影响?
任正非:第一,大陆和香港是一国两制,不是“一江相隔”那么简单。比如,我们和其他县城一江相隔,一跨就过去了,但大陆和香港毕竟是有边界和海关的。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井水”和“河水”之间实际是没有交融的。香港贯彻的法律允许游行自由,我们可以理解,只是出现一些暴力行为应该是不好的。
7、Joe McDonald:我们很关注华为技术的未来走向。您认为现在还未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新兴技术是什么?华为将在哪些技术领域进行重点投入?
任正非:未来的新兴技术应该是智能计算,从智能计算走向人工智能。5G只是一个支撑平台,支撑人工智能实现低时延、高带宽的一个平台,它只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结果。
8、Joe McDonald:面对美国的压力,华为在如何调整自身的研发策略?假设实体清单和相应的限制长期存在,华为将不得不在部件上实现自己自足。那么,华为需要在哪些领域实现自给自足,或者不依赖美国供应商?如何实现这一点?
任正非:美国的实体清单不可能撤销的,因为美国不可能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呼要撤销对华为的实体清单。打击华为在美国是政治正确,美国人站出来踩华为一脚是正确的,美国人帮华为一次可能会受到群体的攻击。所以,我们做好了实体清单长期存在的心理准备。
9、Ken Moritsugu:实体清单以及美国给予华为的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华为自身战略的调整?去年,绝大多数人谈华为是谈5G部署,现在都在谈实体清单,谈华为需要进一步降低对美国供应商的依赖。您或者华为需要基于当前局势对战略进行多大程度的调整?这种调整对华为及其未来发展有何影响?
任正非:首先,美国实体清单并没有打击到我们的战略,反而是有帮助的。我们砍掉了一些不重要的边缘产品,把这些力量汇聚到主航道上来做主力产品。过去由于我们控制不住基层对预算的分配,做了一些小产品,现在决心砍掉。在研发组织的改革过程中,我们砍掉了46%的部门,把这些部门的优秀员工都转到主产品线去了,所以我们的主产品会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你们昨天在展厅看到了我们的产品,如果有机会访问其他公司,也看看他们的产品怎么样,一对比,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能够领先世界。
10、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5G,现在华为5G产品中有多少美国的技术和部件?实体清单这件事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华为5G产品、5G技术的销售?
任正非: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美国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任正非:基本是华为自己做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是这个时期的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还是在全球化合理分工中,去为人类提供先进的服务。
11、Joe McDonald:华为有很多外籍员工,雇佣了很多比较资深的技术人员和专家,在中国企业中不同寻常。相比全部使用中方员工,使用外方员工带来的优势有哪些?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有哪些?
任正非:首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有冲突,这种冲突刚好是优势互补,因为有了冲突才有生命力。在不同的民族环境中,激活了多样性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的产品领导世界。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科技最强大的国家,最大的特点是移民社会,世界上大量优秀人员都到美国去,造就了美国今天的发达。当然,我们还达不到美国这个程度,但还是引入了一些“丙种球蛋白”,可以刺激华为公司人员的思想改变。因此,这些外籍员工进入华为是有好处的。
任正非:首先,外籍员工必须要具备这个能力;第二,外籍员工必须在华为公司工作25年,从基层一层层升上来,才能了解整个公司的结构。有些西方公司CEO像“走马灯”一样换,换几次,这个公司就没有了。因为这个CEO不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以为喝喝红酒、谈谈哲学就能领导公司。
任正非:绝对不会。我们在海外设立的一些本地董事会,大部分成员都是当地知名人士。
12、Ken Moritsugu:我们昨天听说您喜欢和员工聊天、喝茶、喝咖啡,也鼓励华为员工走出去和其他人喝茶、喝咖啡。目前华为已经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您仍然继续这么做。我的问题是,您现在和员工交流时,有没有员工因为美国的压力而对华为的未来感到担心?还是大家都没有感到担心呢?为什么没有感到担心?如果大家在目前的局势下仍然充满信心,您是如何给予员工信心的?
任正非:首先,不是我给他们信心,而是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感知未来我们可能的成功,充满了信心。我们不可能像牧师一样给员工布道,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故事,而是他们在自己实际工作中看到希望,能给公司作出大贡献。特别是华为受到实体清单打击以后,激发了他们更多的能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了,所以他们更有信心。
13、Joe McDonald:接下来想跟您聊一聊您的生活以及您的生活经历如何影响华为发展的问题。您是贵州人,贵州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您所在的乡镇也是一个贫困的乡镇。您是如何从贵州的一个穷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的?
任正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曾经说过,如果我考不上大学,养猪可能也是养猪状元。我认为自己做什么事都很认真,无论哪件事都可以做好。
任正非:我们成长的地方非常贫穷,没有什么可玩的,能反复玩的是泥巴、石头、打鸟……这些简单东西,可能就形成一种性格。对于性格的形成,我没有心理学知识,不太清楚怎么总结,也许就是好奇心吧。
任正非:我对父母的理解,和今天青年孩子是一样的。今天青年孩子的最大特点是不理睬父母,比如从国外回来,不叫一声“爸爸、妈妈”,每天到处与别人交流,也不愿意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话。我当年也是这样的。我是在爸爸妈妈去世后,才理解他们人格和品格的伟大,他们在世的时候,我并不能够理解,还觉得他们讲话啰嗦,很烦。所以,父母对我的性格有多大影响,这很难说。
14、Joe McDonald:有没有例子说明华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华为战略?之前有人提过小灵通的例子来体现华为的战略,华为当时就是否做小灵通进行了决策。您如何看待对小灵通这个业务?
任正非:小灵通的出现在中国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是体制形成的,不是自然成长出来的。因为中国1800M频率,富余55M,这55M频率完全可以分给电信,电信可以上GSM,完全没有必要上小灵通。但是这55M就不分给电信,电信要找到一个不受频率管辖的产品,正好PHS小灵通的频率信号很弱,本身就是家庭电话,他们增强一下,就做社会电话。小灵通是临时性产品,因为电信没有无线,就用来替代无线。我认为,战略是要从长远来看问题,到底这个社会的需求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小灵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产品,会消耗大量精力,将来怎么把战略力量聚焦到有希望的领域?
任正非:外部的压力,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反正坚决不做;内部的压力,如果说不做,万一华为公司真的由于我判断失误栽跟头,死掉了怎么办?
15、Joe McDonald:您刚才提到抑郁。您之前曾告诉过员工,您在2000年前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晚上突然惊醒,想着怎么给员工发工资,甚至有自杀的念头。我想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您能不能讲下当时的情形?
任正非:这种痛苦的事情就不讲了,他们的传说是真的。
任正非:那个事情学不到什么,因为痛苦并没有什么收获。如果我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注定是失败的,应该坚定不移在一个正确方向上去努力,才有可能成功。后来我们把奋斗目标叫做“方向大致正确”,绝对正确的方向不存在,大致正确就可以了。第二,组织要充满活力,对准一个地方。这是在科学技术上押赌,有可能赌错。幸亏赌对了,压力就释放了,后来就不想自杀了。
Joe McDonald:如果把当前危机和2000年小灵通经历的痛苦相比,怎么看待现在的危机?
任正非:今天的危机应该只有那时十分之一的压力,因为现在我们对度过危机充满信心,那时的危机是不可知的恐惧。现在我不恐惧,那时恐惧到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才产生抑郁症。现在我们一步步在补“洞”,从5G到核心网这条线的“洞”全补完了,现在要补终端的“洞”,终端的“洞”就一、两个,我们有信心用两、三年时间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很有信心,那时是没有信心的;第二,现在我们也有钱,那时人心不齐,还没有钱。
任正非:主要是身体太好了,退下来找不到事干,不如给公共关系部打打工,还有一点娱乐的方式。谁让我身体这么好,还是再干一会吧。
17、Joe McDonald:问一个关于近期新闻报道的问题,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说华为的员工在两个非洲国家帮助当地政府去定位或骚扰政府的政治对手。想问一下:华为在这方面的立场是什么?关于帮助政府开展政治活动,您的个人政策是什么?您同意帮助政府做这类事情吗?华为是否愿意在非洲帮助这些国家政府去做这类事情?
任正非:根本没有这个事,严重与事实不符,我们已经发了律师函。
任正非:调查、澄清都在内,不能听其传闻就乱传,一定要深入调查清楚,做更正。
18、Ken Moritsugu:想再问一个技术相关的问题。技术非常强大,可以被用来做好事,也可以被用来做坏事。Google和Facebook都在进行一些辩论:作为技术提供者,他们是否要对自己的技术如何被使用负责?您是如何看待技术的?只是提供技术给别人使用吗?还是您觉得您对于技术如何被使用也是要负责任的?
任正非:我认为,华为公司提供了技术,我们保证遵守网络安全和GDPR隐私保护体系。但是网络最终是控制在主权国家手里的,主权国家通过运营商来管理和控制网络,因此这不是华为能做到与做不到的问题。华为设备安装以后,运营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你、跟踪你,否则你拿起电话一拨,怎么就能通呢?履行这个行为的过程,要遵守国际法、遵守当地国家法律,而不是华为员工能够控制的,所以,国际上要拟定一个统一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