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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边关系在特朗普任期内的恶化被称为“自由落体式”，有人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永久改变”。2020 年11 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约翰·桑顿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化的十字路口”线上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家和行动家或多或少达成了对中国的七点共识，美国对华战略的竞争性倾向是基于两国实力对比的必然变化，当前美国面临国内民粹主义的严峻挑战和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对华遏制的主基调不会因为政党的执政交替发生根本性改变。

拜登政府执政一年多的情况很好地验证了桑顿的上述判断。一方面，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态度，保留了大部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首先，拜登政府上任后并未放弃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政策。虽然拜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曾批评特朗普发动对华关税战，认为此举伤害美国甚于伤害中国。然而，在执政后，拜登政府仍保留了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所施加的关税，并未提出新的对华贸易政策。直到2021 年10 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透露，行政部门将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在评估中国执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成果的基础上，将启动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并对以国家为中心、非市场化的贸易行为这类未出现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问题加以持续关注。同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宣布，拟重新豁免549 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并就此征询公众意见。2022 年3 月23 日，USTR 发表声明，宣布重新豁免对352 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其次，延续特朗普时期对两国科技文化和教育交流等方面的阻碍。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做法，并将更多的中国实体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同时，将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打压延伸到留学领域。2021 年年中，500 多名中国留学生联名致信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反映他们赴美留学签证申请被美方拒绝。这500 多名被拒签学生均为申请赴美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大多学习电气电子工程、计算机、机械、化学、材料科学、生物医学等理工类专业，绝大部分学生办理签证的时间是在拜登政府上台后。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高举意识形态旗帜，加强联盟战略，推进制度模式竞争。特朗普政府时期“退群”“毁约”等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国盟友体系的根基以及对国际机制的影响力。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更加重视同盟的作用，强调合作、结盟等政策，试图以多边主义合作来约束中国，通过七国集团、北约、美国—欧盟“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框架、“五眼联盟”、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印太四国合作机制、美国—东盟伙伴关系等平台拉拢盟友伙伴以支持美国对华战略，塑造中国的战略环境。

不过，与特朗普政府最后一年对华“全方位脱钩”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竞争”“合作”“对抗”等字眼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基调中得以凸显。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Blinken）就曾明确表示，新一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将是“应该时竞争，可能时合作，必须时对抗”。虽然拜登政府在执政的第一年里未能与中方一道建立工作机制，也未能确定共同的议程，不过，双方高层保持着对话与沟通。从2021 年2 月拜登与习近平主席的首次通话，到中美两国代表在安克雷奇的高层战略对话、中美天津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应约通话以及视频会等，一年中多次的中美高层对话，显示出双方探索建立理性、可控与公平竞争的两国关系的努力。

相比特朗普政府那种颠覆性的对华政策下，中美关系呈现出的高度不确定性，拜登政府更符合建制传统，强调对话与盟友合作，规则意识和底线思维使其政策延续性、可预判性更强。不过，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事等因素影响，以及美国国内严峻的政治和社会对立与分裂、贫富差距等问题仍将持续，未来数年内，国际、国内格局仍旧会掣肘其政策实施，也将会给中美关系走向带来影响，综合来看，或将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拜登政府将优先国内议程，着眼于弥合社会分歧、恢复和发展经济，提升自身实力，并基于这个目标制定对华战略。拜登虽然入主白宫并且其所在的民主党在国会中有微弱优势，但他的政府还是一个弱势政府，连内阁成员安排都需要刻意突出政治正确，这使新一届美国政府政策贯彻能力减弱，对华政策决策将会变得审慎。特别是考虑到2022 年国会中期选举将至，预计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不会有太多调整，而中期选举后，如果民主党失去对国会当中一院或两院的控制，将会使拜登政府在对华问题上更趋保守。

其次，局部领域的合作将中美关系控制在“斗而不破”的状态。拜登在竞选期间和当选之后均表现出多边主义合作倾向，并将其作为自身的重要执政纲领。这既是中美关系的机会，也是中美关系的挑战。特朗普政府时期在全球公共事务上的不断“退群”，导致全球多个公共事务平台瘫痪或影响力大减，对全球秩序也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一个有美国积极参与的全球秩序，总体上要比美国不断退出的全球秩序能够为全世界带来相对的稳定，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关系史中可以确认。拜登未上任即确认任命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为气候变化大使，清晰地表现出了美国“重返”全球秩序的意愿。但是，特朗普主义在美国尚有很大市场，拜登如何协调多边主义合作与美国利益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中国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核不扩散等全球治理领域一向持有积极态度，存在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多边主义是中美关系在未来数年中最具动能和潜力的互动领域。再次，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框架中最重要的元素，仍存合作空间。对中美两国商界而言，彼此之间仍有利益上的需求以维护相对稳定的经贸关系。从对待贸易战的态度来看，美国商会、全美制造商协会、美国零售联合会及一部分美国中小企业，期待贸易战能够在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后得到缓解。制造业和零售业是希望中美经贸关系能够复苏的两个经济行业。另外，受到中国政府开放金融市场政策的影响，美国金融机构有望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因而其对中美经贸关系复苏也持有较高期待。总体而言，美国部分企业界人士起初支持特朗普使用强硬行政手段和法律政策，推动美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但全球化智库（CCG）的调研发现，美国商界人士逐渐转向通过改变或者构建国际规则，如WTO 和CPTPP 等多边贸易组织的规则制定，将中国约束在一个对美国相对有利的贸易框架中。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商界和拜登竞选时期的“多边主义合作”纲领是不谋而合的。经贸关系仍将在中美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地缘政治、区域安全、科技研发、公共卫生等诸多问题在中美关系议程中的比重逐渐加大的今天，这一关系能否具有压倒性的权重，还有待观察。

最后，鉴于美国对通过科技脱钩遏制中国已达成了共识，除了一些必要的领域为了维持美国企业的利益会稍有放松，拜登政府很难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管控，中美之间的科技脱钩仍会继续。技术标准是行业发展的基础性架构，直接影响到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拜登执政后，一个重要政策动向就是重新调整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联合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 地区推进经济一体化，强势推进技术标准的全球制定权，以此来推进尖端科技“脱钩”，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创新的发展。此外，在人文交流领域，由于美国高校存在着利益需求，拜登取消了上任政府颁布的《关于暂停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以非法移民身份入境的公告》，但由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签署的第10043号总统令，出现拒签中国理工科留学生签证等现象，使国际学术交流的价值遭遇挑战。

综上，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虽然尚未能使中美双边关系得到显著改善，但给两国关系一定程度的缓和与调整提供了机遇。尽管竞争无可避免，但中美两个大国若因误判而滑向冲突，必定会损害两国根本利益，也会给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带来撕裂的压力。

如果两国能够共同努力，增加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提升竞争的良性，降低冲突的风险，将是一个积极和建设性的尝试，也可望取得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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